大火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
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于１２月１７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
１２月２０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
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
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内放火。
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
青年会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
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今天是一月十一日。
……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
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罗森于１９３年１月１５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
梅奇牧师在其１２月１９日信中说∶“整个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馆的汽车。”
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
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横财。
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１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
社会学家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１９３年３月日至６月１５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会于１９３年在南京出版。
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
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
１９４６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谁负“南京大屠杀”的责任？～～～～～～～～～～～～～３４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首先，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
我们前已提到随军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
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
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
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
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南京２０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７和９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１０５和１０６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１５０人为止。
这两位“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
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３００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
田中、向井、野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
冢越说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１０６个中国人。
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
请见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
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
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
其次，残暴为日本军事训练之核心。
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天皇本人。
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的自负感。
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ling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轻视。
３０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
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
正如宫崎县的一位士兵记录所说∶“杀一个支那人，在我们就如杀一只猫或狗一样”；梅奇牧师所说∶“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射杀中国平民”；郭岐营长所说∶“敌人视我同胞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
复次，掠夺与征收也与“南京大屠杀”有关。
日本对华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抢掠。
在战时国家有计划的侵略掠夺与个人犯罪的抢劫就混而为一了。
日军２０万自上海和杭州湾向南京进攻，交通破坏，部队分散，粮食无法补给，乃实行“就地征收”。
如日军一排长曾根一夫所述，他们的部队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仓开始即“就地征收”维持生命。
征收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经常进行，迅即演变成为抢劫、强奸、焚烧及屠杀。
曾根并说∶那时已有一部分部队采取“三光作战”，“即对敌人不分军民全部的杀光，将财物资源全部抢光，将人民居住的市街、村庄全部烧光。”
最后，“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问题，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
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
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２０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
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１９３２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１９４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
于１９３年４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
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
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
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
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
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
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
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可谓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
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
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
参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
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大问题绝不能作主。
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裕仁的叔父，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于１２月５日赶至前线就职，他势必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
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连同泽田正久之回忆，均载于亩本正己所著《证言∶南京战史》（５）１９４年月份《偕行》杂志）∶“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曾对参谋长及其他参谋建议过几次，但未能获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责任。”
第三十八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在证言中说，屠杀俘虏的命令是师团长所下的。
中岛师团长在其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记（《增刊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１９４年１２月）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屠杀）之，……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１５０００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１３００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
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１２月１４日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１４０００余名。
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军部请示，第三次复电为“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该批俘虏延至１９日上午始动员予以全部杀掉。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
其次是第六师团。
第六师团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
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１９３６年“二二六”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１７９——１９４５年）。
他在杭州湾登陆的演说中曾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
该军“军参谋长的注意”有“对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项∶“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干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加害于日军的单独兵等等，有这样的实例，故不能粗心胆大，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
如果发现这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
（见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杀》，东京岩波书店，１９年）。
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官兵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强奸的暗默谅解。”
柳川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为中国军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
他本人就是罪魁。
如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谷也亲自用军刀杀人，他本人强奸中国妇女十余人。
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立即屠城。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
松井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
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
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
南京沦陷第三日（１２月１５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
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问题》，载于１９９０年５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
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接。
事实上，松井入城后（１７日）山田支队在幕府山所获之１４０００余名俘虏于１９日上午才动员杀掉。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即进驻南京，一直留到翌年１月。
同时，１２月２１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
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
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１９３年１月６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
呜呼！这就是皇军？”
“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
（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７年。
）石射自那时起便称之谓“南京大屠杀”，并提出于三省（陆、海省及外务省）事务局长会议，警告陆相和外相予以制止。
“南京大屠杀”当然不可避免地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设立的“大本营”会议上讨论。
大本营的联席会议，首相、陆相、法相、外相、参谋总长等及各部门次长和局长都出席的，会议内容由首相亲奏天皇，同时陆相及参谋总长经常不通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
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
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翌年２月２６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ju花的银瓶为奖。
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
是的，我们的同胞，三十万同胞啊!翻开历史，那是一幕幕悲壮惨烈的血泪抗战史!
每至今日，心中都是浓郁的痛，呼吸是沉重的窒息。我们怎能忘记？我们又怎敢忘记？
所以今天，我们相聚在烈士塔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沉痛的悼念66年前遇难的我们至亲至爱的300000同胞。
我们重温历史，我们悼念同胞，我们铭记耻辱，我们鞭策自己，我们着眼未来，我们祝福祖国!
不时会有些宵小之徒说：摒弃一副受害者的身份吧，大国应该有大国的心态……他们凭什么、有什么资格如此嚣张指手划脚口出狂言？
是谁的心态一直扭曲着？是谁连“道歉“都不肯表示？是谁一次又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战犯？是谁右翼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邻居在口口声声说着希望得到谅解和信任的同时，实际上却一再伤害我们的民族感情，做着太多的不值得我们信任和原谅的、只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事!所以，我们的心态非常正常，我们的态度非常理智。我们理直气壮应当为此愤怒和呐喊，历史事实的惨痛，心中永远的伤痕，怎么就能让他们说得如此平淡而轻狂？!
是的，我们是大国，我们正在逐步走向强国，我们生活日新月异，我们地位显著提高，我们腰杆挺得更直……然而我们凭什么要如此一厢情愿的宽容？真诚的忏悔换来理解和宽容，所以，世界原谅了德国，世界却原谅不了日本。日本用什么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忏悔？谅解，是建立在真诚的忏悔基础上的。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最优秀的，我们的历史、文化在世界长河独领风骚。我们的民族精神永远焕发光芒，我们的民族精神从来没有消退，我们的民族精神理性与激情交融，这种交融的精神将会让对手胆寒，这种精神也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源泉。
我们满怀激情，我们充满理智，我们在理智与激情的交汇和碰撞中产生大智慧和新精神。我们跋涉，我们探索，我们在跋涉与探索的前进道路上思考和奋斗着。
是的，六十六年，弹指一挥，世上几道轮回？人间正是沧桑!
牢记66年前的这个日子，不是宵小喧嚣的所谓的终日“受害者”的心态。我们铭记，是为了让历史的教训从此不在我们的后辈身上重演；我们铭记，是为了更加扎实和脚踏实地的着眼于未来；我们铭记，是为了更加理性和激情的去创造未来。
我们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精神，我们倡导和平、友爱。
相信自己，力量在心中。我们无比自信。我们拥有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心态，我们同样不能也不会忘记历史的伤痕!我们不能自己背叛了自己!
今天，我们不再低头，我们昂首挺胸，我们不再畏惧任何挑战!
对待朋友有美酒，对待敌人和豺狼，我们永远紧握着手中的猎枪!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自信的向全世界宣布：我们都有一个家，这个家没有任何人可以胆敢再次侵犯，这个家的名字就叫：中国!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较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较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都非常的激烈。中华民族会向世界证明，事实将向世界证明，历史也将向世界证明：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是中国!－－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努力!
让我们记住：66年前的12月13日，30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让我们记住，八年抗战，有3500万中国军民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记住了这些，我们才明白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们才清楚我们承担的责任将是多么重要、多么的光荣和伟大!
亲爱的同胞们，让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强大、统一而努力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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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转帖，请大家记住这段历史，更要告诉那些向往日本的女士，请看清楚，历史给你们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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