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82年前后1（1 / 1）

第一章1982年前后

一

时间是从1982年开始的。时间必须从1982年开始。

也就是说，不管是有意无意，抑或是上天的安排，我在1982年开始，迈出了教育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在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前方有如意教育在等着我的到来。

每一个上过大学的人，都有一个时间开始的时候。有的从1978年开始，有的从1982年开始，有的从1985年开始。

每一个上过大学的人，都有一个时间结束的时候。有的在1982年结束，有的在1986年结束……

当然，结束也是开始。

对我来说，198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是生命中至为重要的年份。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年份有这么重要。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作家譬如莫言、阎连科等人认为，他们庆幸没有上大学。但这应该不妨碍我们这些庸人将考上大学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人生际遇。

然而，奇怪的是，在《我抓住了两个世界》这本书里，我收进了《一份简历，或者生命中几个重要的年头》却没有收进1982年。似乎这种有意无意的空缺与悬置是为了让我在今天能够把它补记于此。

你看到了没有，我从“1964年：出生的那一年，我觉得对我没有多少意义”这一条，一下子跳到了1986年这一条。中间恰恰空出了1982年。

1964年：出生的那一年，我觉得对我没有多少意义。

我同样相信，一切伟大的人，在他出生的那一年，也绝没有任何成为伟人的迹象。如果硬要赋予它以意义，我觉得只是一种自然的意义，也就是某个人在某一年来到了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就是在这一年，我的母亲生下了我。在家中，我排行第四。全家人对我的到来平平静静，宠辱不惊。所以，我就被母亲叫成了这样的名字。

不要企图论证这个靠近特殊时期的年头有多少政治意义，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不要企图将世界拉得靠近我们自己，世界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在远处，在别处；在玻璃窗外，看得见，却摸不着。

1986年：大学毕业，选择成为家乡一名乡村教师。

其实，我没有那么高尚，那一年为分配的事，一筹莫展。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任何经济实力。如果有，我会像我的很多同窗一样，为努力不做教师而奔走，更不要说是做乡村教师了。这完全是一种被动与不由自主。而让我叹服的是，我的同窗，他们的努力竟然可以成功，将自己从师范系统里成功地放逐出去而让我们羡慕不已。

因此，我不得不认为，教育命运其实一如人的命运，有时候，自己是无法为自己做主的。如何发展，向什么方向发展，绝不是自己说了算。

一个教师被动的教育命运，正如一个自然人的命运一样。

你这就明白了，我的时间是从1982年秋天开始的。我这个平庸的人开始得辉煌灿烂，也开始得糊里糊涂。因为，似乎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太相信一个人的努力会有什么效果。一切，都得听从命运的安排。

考取大学，我觉得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很多年后，仍然有人问起我是怎么考上大学的，我仍然一边觉得辉煌灿烂，一边觉得稀里糊涂。我怎么就上了大学了？我怎么就考上了大学了？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但时间不糊涂。你什么时候见过时间糊涂的呢？时间是个精明的家伙，一点一滴，一分一秒，给你计算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譬如，1982年之前，我是一个倒霉蛋，但1982年之后，我一下子变成人人羡慕的人了，谁也不认为我是倒霉蛋了，都认为我非常幸运。

既然如此，那我就一不小心灿烂一把吧！

你能指望一个2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能够把持得住自己吗？何况，1982年秋天的阳光也是一个劲儿地灿烂，它照到哪里，哪里就莺歌燕舞，就像春天在这个年度第二次光临了古老的扬·州城。

更何况，在北·京，正在召开那个重要的大会，让全国人民都亢奋得什么似的。全国人民都春光灿烂。

我们蒲塘里人有一点非常好，他只认你考上了，至于说你考了个什么，是本科还是专科还是中专，他不管。至于你考上学校出来了做什么，他也不管。你哪怕出了学校门做个扫垃圾的，蒲塘里人还是羡慕你。好啊！有出息！这不就是跳农门了吗？是国字号了！拿国家工资了，靠关饷过日子了，总比做农民强多了。说到底，蒲塘人就是要你改个户口，把农村户口变成国家户口。蒲塘里人就认这个。

蒲塘里，我在很多作品里都写到了，她真实的名称就是蒲塘。我上大学时，她差不多还应该被叫作蒲塘大队吧？蒲塘大队的上级行政管辖单位是唐刘公社。这个地方，我很快会提到。

这么多年来，我总是没来由地想起当年的走读生活。那一年，我还在唐刘中学读高中，走读。有一天，放学走到中途，下雨了。那雨真叫大啊！兜头泼下来似的，顷刻之间，全身就湿透了。可是，我既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伞，就把个书包顶在头上，一路小跑回到了家。跑到邻居家门口时，老铁匠克华一看落汤鸡一样的我，高声地吆喝道：乖乖不得了，姜兆麟家老四中了状元回来了……

我心里原本对老克华一直有好感，这个中年男人，平常沉默寡言，对所有的人都客客气气。打铁为生。两个缺点：打老婆，还有就是打牌。这个老铁匠，永远与“打”字纠结在一起。他有几个固定的牌友，农闲时和整个冬天，就通宵打牌。老克华打牌的样子非常持重，面对手中的牌，一副处理军国大事的模样。

我看过克华打牌。有时候，我会去到邻居姜克华家，看着他们几个人打牌。你可别说，我们的少年时代，那么漫长，那么空落，经常会有些闲时做点别人看来可能是非常无聊的事。

有阵子我甚至觉得打牌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只有手白白净净的人，才有打牌的资格。我当然知道，打牌的人，都差不多是二流子。可是，乡村里的二流子，人家活得自在啊！用现在的话说，幸福指数极高。你说，有什么不好的呢？

当然，如果不打牌，像我干爸爸顾林桂那样，做校长，暑假成天躺在凉椅上，一边看着砖头一样厚的书，一边喝着茶，花花绿绿的茶瓶排在墙根，一个茶杯里，半杯茶叶，半天喝上一口。这样的人，就更体面了。

我非常搞不懂的是老铁匠姜克华，一个打铁的，怎么会有那么白白净净的双手。而且，我实在也搞不明白，他一个铁匠，就能那样放肆地嘲笑任何一个人。

你就可以想见，我的父亲与母亲，在那个叫蒲塘里的乡村，生存是如何艰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我们家说事儿。可我们既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落后农民。但我们也知道，父亲早不是那个从外面大地方回来的风风光光的转业军人了。父亲现在什么也不是，他连普通社员都比不上。

我们已经从大队拨给我们住的老地主的大宅里搬出来了，我们蜷缩在大队最西北角野地里的一个茅棚里。我们全家，父亲、母亲、我们弟兄四人和我们的外婆，七个人，全都挤在一进茅棚里。我们在茅屋西边，用我母亲的话说，又糊了一个更小的茅棚，做了我和我们的二哥、三哥睡觉的地方。

老铁匠的这一句话，刺耳异常，却让人无可奈何。想想吧，想要考上大学是何等艰难！人家也就料定了你不可能考上。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个夏天，连我的大哥都不相信。在我大哥的眼里，只有我们的表哥可以上南京大学，是了不起的大学生。

大哥之所以这样看重仲金桃表哥，理由也只有一个：仲金桃是我们的表哥，但又是我大哥的二舅子。这层关系，就非同小可了。所以，大哥认同二表哥，我们也没有任何话说。但是，大哥确实错了，那一年，他所不相信的事实是发生了，我真的拿到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不过，我们陶庄人民公社仲家大队的表哥仲金桃，确实是了不起的大学生。而且，他的工作单位让人羡慕有加——高邮师范学校！这对我们这些一直在乡村中学过着朝五晚九生活的普通教师而言，高邮师范学校无异于天堂啊！何况，我知道，我们的著名诗论家叶橹先生在摘掉右派帽子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就是高·邮师范学校。

我是在若干年后才知道我表哥是工农兵学员的。但这种话与我的大哥如何说得起来呢？现在，我的大哥早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2015年，我与著名诗论家叶橹先生在泰·州秋雪湖国际写作中心进行对话，谈及仲金桃时，叶橹先生感慨地说，桂生啊，人真得认命！我知道你这么些年来非常不容易，所幸你的一枝笔还是让人佩服的。你表哥比你幸运多了。他虽然是工农兵学员，按现在的眼光看，他的专业程度也就比高中生强一点，但是，人的运气不一样了。

老铁匠的话还真狠，高中毕业那一年，我确实就没有考取状元。我连中专也没有考上。唐刘中学，一个学校，两个高二班，一个也没有考上。又非常光鲜地剃了一个光头。

这就没有什么说的了。谁都没有考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兴·化县，那时候，一年也就考上那么几个学生，又能摊上唐刘中学考上几个？

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高中毕业了。那一年，我16岁。

高中毕业证书拿到的第二天，我就去生产队的田头了。上什么大学啊！哪里是我们这些细麻腿子就考得上的？才恢复高考，老三届的学生积了十年了，都说老三届的学生厉害，他们排在我们前面，哪里还轮得上唐刘中学的80届高中毕业生姜桂生？

生产队长兆安一见我，就说，哈，老四，到我这里上大学了。我点点头，是的，到你这里上大学了，上早稻田大学，我的教授！

人有时候是必须且只能憋着一口气的。人家幸灾乐祸一番，可能就没有什么恶意，就只是想图个嘴上痛快，或者，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想怎么样？你又能怎么样？再说了，兆安是我的远房叔叔，他跟我，开得起这样的玩笑。

但我的回答让兆安的脸一下子没有了幸灾乐祸，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上下了。很久，兆安才悻悻地说，小子，别嘴硬，怎么说，我都是你叔子。所以，得告诉你一句无人不知的秘密：做农民的命从来没有好过，不是面朝黄土就是背朝青天。成天敬天敬地，可天跟地，哪一天也没有善待过种田的人。等你哪一天不想在我这里读大学，尽管飞得远远的……

我心里一热，天，这世界，还有好人啦！不都是那个硬扎扎的姜克华，一副打了几天铁就觉得自己像铁一样硬棒棒的人了。

这么一想，心里便觉得太对不起自己的这位远房的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