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任谁都看懂了：再也没有所谓的庇护所了。整个上海已经成了祭坛，所有的人都沦为了祭品。
阿宝慢慢地爬起来，把身上扎着的玻璃碎片一片片地拔出来，顺手拿衣袖抹了抹血。
他莫名其妙的，又捡了一条命。
阿宝这里睡两天，那里混一天。
这一晚，他睡在一间只剩半边的废弃工房里，跟十来个难民窝在一处，耳边混杂着各种轰鸣声，热着热着也睡着了，后半夜，却被人踢醒过来，一睁眼，手电的光刺得他睁不开眼。
“都起来都起来！”
他看清楚了，是几个持枪的士兵。
为首的军官冷笑：“老子和小日本豁命，你们这些有手有脚的，倒躲这里睡觉。国难当头，是中国人，都要出一份力。”
难民们惊醒过来，哀求的哀求，茫然的茫然，最后都被枪托抵着，一径带了出去。
阿宝沉默地跟着走，那军官瞟到他面孔，突然一把扣住他胳膊，几个士兵上前，把他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翻出来，还是找来粗麻绳，把他两只手反绑起来。
阿宝一动不动任着他们绑，心里有点好笑：又来了。
他被分配到八字桥挖战壕，一起干活的都是从各处抓来的。
连着几天从早挖到晚。这一天，他正埋头挖着，突然听见一个混着痰响的声音：“咦？毛崽子？！”
阿宝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军官，有些不敢确定：“马班长？”
那人大笑着一拍他肩膀：“现在是排长了。五年了，总也要往上爬爬。”
马排长朝他摆摆手：“别挖了。”转身就去找管事的军官：“这个人我要了。”
他又转向阿宝：“毛崽子，老规矩，你还是带路。但这回和五年前不一样。这一回，是真要拿命来押了。”
阿宝从挖了一半的战壕里起来，只说：“押就押吧。随便。”
马排长愣了愣，看着他面孔上那道疤，笑了：“你小子，和以前也大不一样了。”
说不一样，其实还是老样子，只不过从地下换到地上，寻过夜的地方，寻水源，寻吃的，带着部队在弄堂里抄小路，避开日本人的巡逻点。
不过他记得，五年前喝水不成问题，沿途总有水井。现在连水井都被炸没了。
一路移防到杨树浦，断水断了一天一夜，好不容易寻到一个水井，早就被炸塌了，只好在废墟里徒手挖，刨了半天，出来的都是带血的泥浆水，也都顾不得，直接趴下去喝。
这时，一场及时雨哗啦啦地落下来。
马排长松了口气：“下雨好，日本人的坦克开不动，咱们能歇歇。”
士兵们拿着钢盔接雨水喝。
马排长在破屋檐底下点了支烟，也递给阿宝一支，他盯着雨帘子自嘲地笑道：“庙行捡了条命，还以为能混到退役回老家种田。谁晓得，又他娘的干起来了。五年前好歹还能撑撑，这回日本人海陆空全来了，咱们连子弹都不够，拿什么打？”
阿宝吐了口烟：“多几年少几年，反正都要死。”
马排长听了这话没接茬，两人沉默地抽着烟。
过了一会儿，马排长忽然说：“毛崽子，还记得从前那个小丫头片子吗？老跟着你，又瘦又小的。”
阿宝怔了怔，却笑了：“记得啊。牛皮糖一样的，甩都甩不脱。”
马排长边抽烟边笑：“老子捐钱，丫头片子倒往外跑，挺有意思的。现在估计早嫁人了吧。”
阿宝没回话，只是抽烟。只听雨水打在瓦片上，劈劈啪啪的。
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地躲，找，逃，挖，炸。
干活的时候，边上总有人跟他搭话。
一路上，不知道换了多少个搭话的人。
偏偏怎么也轮不到他。
从夏到秋，再到初冬，从闸北到罗店，再到宝山，大场。
阿宝在夏天穿的那件单衣早就烂得不成样子，天一点点冷下来，他身上的棉袄是从一个安徽兵身上扒下来的，靴子是河南兵的，帽子不知道是谁的。
行到大场时，他从头到脚，没有一样是自己的。
10月中旬的那个早晨，正顶着湿冷的雨水过河转移，突然有人喊：“快抬头看！”
阿宝一抬头，只见暗沉沉的天空中，浮着一个巨大的气球，上头拴着一条写着日文的横幅，他只认出一个阿拉伯数字“100”。
旁边懂一点日文的老兵念出来：“100万日军登陆杭州湾。”
马排长摇摇头：“虚张声势。但杭州湾确实完了，我们被包了饺子。”
11月初，前方又有消息传来：刚从河南调拨过来的第67军溃败，军长吴克仁被刺杀。
没几天，上头的新命令传达下来：把沿途的房屋，农田，牲畜统统焚毁，不给侵略者留下任何东西。
他们挨家挨户执行。村民们被赶出家门，拖家带口地沿村道离开，不时回头看一眼身后燃烧的家园。
一个小孩哭着问：“你们为什么要烧我们家？”
立即就被大人捂住了嘴。
最终的撤退命令下来时，马排长接到了另一个命令：坚守金山卫附近的一座桥梁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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