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来到烟厂后，工人和家属找他说情最多的事情，不是请他安排工作，而是请他手下留情，放他们到其他单位去，其中不乏他的老同学和老领导。他的一位同学找到他，请他同意放他儿子到物资局去，因为他担心儿子找不到对象。褚时健对这位同学说，要相信烟厂会好起来，但同学哪里听得进去，最后，褚时健只好放人了事。
因为太穷，厂里有三十多个职工找不着对象，姑娘们都不愿意嫁给这里的职工。像邱建康那样的技术员，月工资也就28块，一般职工就更低了。这些没找到对象的老职工中，还包括后来升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普朝柱的侄子。后来，褚时健打听到，当年国家在西双版纳建橡胶厂，为了解决男女平衡问题，特地从玉溪招了大批女工到西双版纳去。但这些女工不愿留在当地，一直不肯结婚。褚时健让烟厂工会别出心裁地组织了几次“联谊会”，并对那些姑娘以各种条件相诱，这些老职工才一个个地解决了婚姻问题。
玉溪卷烟厂在1978年完成的生产指标是27.5万箱，利润完成9000多万元，其中可支配利润145万元，“红梅”占了这27万多箱的大头儿，“红塔山”只有4000多箱。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烟卖不出去，退货严重。1979年玉溪卷烟厂的总产量是30万箱，却有6万箱积压在仓库里。玉溪卷烟厂有个电影院，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希望能看看电影，但退回来的烟实在太多了，只好把电影院也当作仓库用。
和西方企业的董事长、CEO不同，中国国有企业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的，企业决策的核心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并由他们构成“集体领导班子”。褚时健进玉溪卷烟厂时，领导班子共有12名成员，称为“党委委员”，加上他一共13名。这13名成员里，有两名是老干部，属于以前跟共产党打天下的功臣，另外10人全是“文革”造反派起家的。有趣的是，这10名成员中，长期在玉溪卷烟厂武斗的两派——“炮派”和“八派”又备占5名。由于两派势均力敌，上边的领导也知道其中厉害，任命领导时就“一碗水端平”了。
褚时健发现，开党委会时，无论什么样的方案和议题，也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至少总有5人支持或反对。很多问题议而难决，有时候开会，从早开到晚，甚至开到深夜，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且，不仅在领导层中存在着这种情况，下层也一样弥漫着这种斗争氛围。
“见面礼”：派系的明争暗斗
玉溪卷烟厂给褚时健的“见面礼”有点儿尴尬。
1980年初，也就是褚时健刚来玉溪卷烟厂不久，云南省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次香烟评吸会。这次评吸会由专家对香烟的品质、味道进行现场品吸、评论，再由相关部门根据抽查结果指出存在的问题。评吸会，往往成为糖烟酒公司的订货风向标。
“辣！苦！呛！”这是专家们对“红梅”烟的一致评价，这些专家不愿意多吸一口，就给它定调了。在主持人宣读抽查“红梅”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时候，台下不时发出哄笑，这些问题包括：一包烟只有18或19支，而且竟然不是少数，有的一条烟中只有9包烟……
“红梅红梅，先红后霉。”这句市场对“红梅”的流行评语，也夹杂在评吸会的哄笑声中。
因为凭手抓，工人们又都不大用心，差错率自然高，因而这种一包烟十八九支的情况很正常。而包装更是糟透了，用来做烟箱的纸又薄又差，人们称之为“马粪纸”，很多时候，烟还没送到零售店就散架了。
褚时健硬着头皮站起来，请主持人别念了，给他留点儿面子。“我听懂了，情况很老火。我们回去整顿，产品质量一定会提高，等专家们下次来的时候，我们的情况一定会好得多。”
褚时健带着沉重的思索离开，他下决心一定要整顿这家烟厂。而作为整顿工作的第一步，他又恢复了抽烟。二十年前，他被划为“右派”时，工资从每月90多块骤降为每月20多块，为此他不得不戒了烟。现在，他需要用自己的舌头来帮助他辨别哪些香烟的品质是优良的、令人舒服的，哪些香烟的品质是恶劣的、让人不快的。
到底是怎么生产出一包烟只有十八九支、一条烟只有9包的？褚时健要求增加抽查频率，并按比率定下制度，每千包（条）应该有多少必须抽查。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低级问题，主要是人的责任心问题，他要求各车间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不同形式的责任制。
褚时健还定下一项制度，发霉的烟叶一律不得进入生产环节，对入厂的烟叶全部进行复烤，包装重新选纸，设备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检修。
接下来，褚时健决定在玉溪卷烟厂上滤嘴烟。之前昆明烟厂已经开始生产这种看起来挺时髦、卖价不错的香烟，市场反响非常不错。工作刚布置下去，滤嘴车间的车间主任就找上来了。原来，不知谁造谣说滤嘴棒的金粉有毒，车间主任调了一个“炮派”的成员到这个岗位，但他死活不去，要求调一个“八派”的去。车间主任只好来找褚时健。
“他们说怕金粉，不去上班。”
“怕金粉？别的人去也有金粉。他不去你不要强迫他去，月底算工资你按岗位算，他没到岗位，不要给他算工资。”
褚时健知道玉溪卷烟厂“炮派”的头子是谁，就是烟厂党委成员杨副厂长。车间主任走后，褚时健找来杨副厂长直接说：“老杨，招呼好你的弟兄们，你闹了我最先收拾你，如果你支持他们闹，你就没有好下场。”
如此单刀直入。
威风八面的“炮派”头子，从来都是厂长、书记要用甜言蜜语拉拢的对象，哪里受过这般奇耻大辱。杨副厂长跑到玉溪地委找他们“炮派”的头头儿去告状，控诉褚时健的独断专行。没料到，这个领导听完后当场翻脸，没有像以前给他撑腰的样子，并让他赶紧乖乖回去上班。杨副厂长灰溜溜地跑回来，只好对那些“造反派”兄弟说：“不能闹了，这回来硬的啦，快点儿去上班。”
褚时健的“任前条件”起了作用，他和胡良恕订下的“约法三章”，关键时刻果真帮到了他。
月底，那个没按车间主任安排去滤嘴岗位上班的职工真的没领到工资，几个“炮派”兄弟带着他来告车间主任。褚时健告诉他们：“你没有到车间主任安排的岗位去上班，按旷工处理，我支持他。”
他们没想到，新厂长这么强悍。僵持了一会儿，这几位职工知趣地走开了。之后，烟厂因为派性发生的闹事也慢慢少了。
下马威：涨薪风波
中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它带来的变化，也让玉溪卷烟厂这个之前几十年如一日的老国企开始显露出生机。
好消息！要调工资了！这是烟厂职工二十多年来都没有听过的消息。但也有一个难题，凋工资的名额比例只有40%，怎么调？其实也没加几个钱，但这不仅是增加工资的问题，还涉及对职工工作的肯定，这可是让人头疼的问题。人性常常如此，没啥盼头的时候，人们都相安无事，有点儿盼头了，反倒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麻烦来了。
褚时健对此极为重视，他本想请党委书记林某某来定这件事，但林书记在玉溪卷烟厂比褚时健多待了四五个年头儿，他知道这里的麻烦。这一次，林书记干脆住院去了。于是，褚时健请一位副厂长专门管这事儿，挂牌办公，接待反映调资问题的职工。
上级定的调资比例很滑稽，调40%，意味着可能失掉60%的人心。果然，在第一榜公布后，风气好转没多久的厂子又乱了起来，榜上无名的职工开始集体怠工，发泄不满情绪。
眼看就是一次工潮，褚时健着急了，他去医院找林书记商量对策，却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气急败坏地回到厂里来。一位副厂长甚至带着嘲弄的口吻对他说：“褚厂长，您怎么急成这样？别急坏了身子。”
国有企业的领导层也免不了明争暗斗，党委书记关系网中的一帮老队伍，那些褚时健来了之后被迅速边缘化了的派系头头儿，也正希望借这次内乱赶跑褚时健。
烟厂第一车间的制丝车间已经闹出了事，职工群起围攻车间主任，褚时健闻讯从医院往回赶。大家把车间主任围在中间，看到褚时健出现，大家围了过来，闹得最凶的竟然是年轻的技术员邱建康。褚时健纳闷儿，邱在调资的名单内，他闹什么呢？
从群起的议论声中，褚时健知道这次调资确实问题不少，有点儿职权的都拉拢扶持亲信，邱建康是出来打抱不平的。褚时健一言不发就离开了。回到办公室，他让人通知邱建康来见面，同时让人把调资的所有资料拿来研究。
邱建康来了，这是他们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后来唯一得了褚时健真传的年轻人，最终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但当时的他像个愣头儿青，在褚时健面前直言无畏。褚时健和声细语地和他聊了一会儿，了解了个中情况。他明白分配是一门大学问，尤其对国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但此时，他也找不到良策。
研究资料，寻找对策，褚时健一宿未眠。第二天，褚时健决定，将40%作为全烟厂整体的调资指标，而不是把这个指标僵化地执行到每一个车间。这样，他就有了一定的空间，尽量把机关和后勤的名额让给一线的员工，一线车间可以突破40%，达到60%，甚至是70%。
最后的方案出台，大多数人表示接受，职工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这场风波总算过去了。这时候，生病住院的林书记也病愈出院了。
考试：锅炉事件
最大的一场考试终于在1981年8月来临，这就是当年的“锅炉事件”。这件事之前的褚时健和这件事之后的褚时健，对玉溪卷烟厂来说完全不一样。这件事之后，褚时健算是赢得了“大考”，彻底征服了玉溪卷烟厂的职工。
玉溪卷烟厂有两台六吨半的锅炉，一台坏了。当时玉溪卷烟厂整个的复烤和卷烟全都依靠这两台锅炉，坏了一台就意味着那些新入库的烤烟无法复烤，不仅烟叶有变霉的危险，而且可能导致停产，那样的话，锅炉坏了就会演变成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国有企业的员工和领导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大场面”，丝毫没有惊慌失色，而是处变不惊，大多数人甚至带着“和我无关”、等着看好戏的心情。
那时，玉溪卷烟厂刚刚有起色，头年缴纳的税收也大幅增加。为了让这些财税大户理顺生产，云南省经贸委还在下面专门成立了一个生产指挥部，而锅炉一停，必然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云南省经贸委一位分管生产指挥部的副主任目丁着褚时健，要求每半小时汇报一次修理进度。
褚时健到现场看了看坏掉的锅炉，就先找修理组的人商量，把计划定下来，希望尽快修好，不然造成的损失很大。他提出，要用四天时间把锅炉修好，但修理组的职工认为不可能。双方发生了如下对话：
“四天？不可能。”
“那要多久？”
“40天。”
“那个耐不住（受不了），烟叶要霉掉多少？烤烟我们也要停掉，你40天会了得？”
“那我们不敢整（修理）了。”
修理组的员工想撂挑子走人。他们告诉褚时健，上一次锅炉坏的时候，原来的厂长（那时叫革委会主任）张某（后来当宣传部长去了）亲自指挥，48天才修好。
“我们看您稍微懂点儿，让您八天。”
语气中充满了挑衅。
褚时健不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反倒像一个外交部的谈判官，此时，谈判陷入了僵局。
但褚时健没有停下来，与此同时，他让分管设备的副厂长去找厂里唯一的工程9币，要分给他一项工作，因为锅炉管子弯的幅度不同，安放这个弯管要懂技术。
“我不会做。”
“不会做？你大学不是学机械的吗？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做？”
工程师和副厂长吵了起来，他只有回来找褚时健。
“他不懂，从下面找个懂的来。”褚时健说。
褚时健准备行动了，其实他心里有谱，在戛洒糖厂的时候，他自己就修理、改造过锅炉，并曾把一个四吨的锅炉改造成了十吨。
“好了。张主任是亲自指挥你们，我也要来亲自指挥。你们是不是要请假？要请假，准你们假。”
整个修理组一共18人，他把他们分成五个工种，24小时轮班。
三天半后，锅炉重新烧起来了。
不过褚时健并不高兴，他有种不太对头的感觉。他找来修理小组的头头儿，劈头就骂：
“小杂种，你怎么哄我？你说要40天，张主任亲自管48天，怎么没四天就修好了呢？”也许，这是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17年唯一一次如此失态地骂人。
“哎呀！这个事情您也怪不得我们，从前我们苦战十个昼夜，连稀饭都喝不上一碗。现在您亲自组织抢险，晚上还买来大碗米线，凡是加班的全有得吃，大家也就卖力了。”
未了，他还补了一句：“您这样对我们，以后我们也不闹什么了。”
褚时健也消了气，说：“好了。现在不计前嫌了，锅炉修好了，放你们四天假，工资照常领，另外还给每人四天加班工资。”那个时候，工厂已经可以批一点儿加班工资了。
褚时健后来回忆说：“这些小子，包括全玉溪卷烟厂的中层干部，眼睛都盯着这台锅炉，这些车间主任、支部书记要考考我嘛，就只有这几台锅炉可以考了，这些题目都考不倒我，三天半修好了以后，他们也不想再考我了，觉得这个厂长看来还是有两下子的！他们之后不敢跟我闹了。不然他们一个个都还是老火的。”
这台锅炉从修好之后，一直到它的历史使命结束的1992年关索坝大改造，再没有出过问题。
“霸道”名声的由来
整顿进行了几个月之后，玉溪卷烟厂的境况有所好转。1980年，生产并销售卷烟34.38万箱，比上年增长了11.87万箱；税利实现了1.1844亿元，增长了9.14%；利润也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达到804万元，增长了280.14%，这可能主要得益于褚时健加强管理之后成本的降低。到了1981年，玉溪卷烟厂税利实现了1.5472亿元，增幅高达30.63%。
从外部而言，这样的成绩完全能让褚时健站稳脚跟了。而在内部，锅炉事件是个转折点。他可以腾出手来做一些动作了，说白了，就是对老班子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改组，尤其是他决定要让党委书记林某某离开玉溪卷烟厂。
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因为林某某一直在背后网罗旧部、借机夺权，也不仅因为每当玉溪卷烟厂遇事时，这位党委书记总是观望，显得深不可测，哪怕遇到因锅炉坏了而停产这种影响生产的大事，他也是手拿报纸，端着茶杯，一言不发。让褚时健决定不再容忍下去的事情是，他还拉拢了一伙人在背后告他，告到玉溪地委没人理，他们就到省里告。
为了解决厂长和党委书记之间权力平衡的问题，即谁大谁小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确定了一条模糊原则：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名义上，党委书记还是一把手，而在实际运作中，又是厂长说了算。所以，二者谁主权，谁也说不清。
当时，云南省轻工厅是玉溪卷烟厂的直接领导，林某某到了轻工厅，列举了褚时健的种种毛病，最重要的一条是：老褚脾气怪、霸道，不团结同事，职工都怕他。这样长期下去，烟厂非垮不可。他的诉求很简单，希望领导明察，并撤换褚时健。
林某某到轻工厅告状的消息传到褚时健耳朵里的时候，他简直怒不可遏。实际上是轻工厅的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褚时健：“你这个人，只顾埋头干，人家来这里告状你都不知道。”
几乎是在得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褚时健就决定摊牌。他找到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告诉他：“他老兄不但不解决妨碍生产的疑难问题，还给我设很多困难，让你拿着难办。”胡临时召集了几个地委的领导，褚时健直接对他们说：“像老林这种，每天给我找麻烦，不但不干工作还设难题。你们衡量一下，要么他留，我走；要么我留，他走。随你们选择。”
还是如此单刀直入。玉溪地委领导也几乎马上做出了决定，褚时健留下，林某某调往玉溪地区下面的通海县做政协主席，同时决定派老专员杨政华和褚时健搭班子。褚时健借机把班子里“文革”时的派系头头儿也给清理了。
由此，褚时健“霸道”的名声就传开了。
其实，当时褚时健敢于摊牌，还有一个原因，昆明市分管烟草的领导早就注意到了他，并且找过他，如果他不在玉溪卷烟厂干了，昆明烟厂欢迎他来当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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