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可曹操是一代枭雄的话,在三国时代,真正在谋略上击败曹操,并让曹操自己都很佩服的人,就是贾诩了.贾诩可称三国实力派谋士。这是从两个方面讲的,第一是他的所谋略之奇之准,颇有些算无遗策的感觉,其所谋影响之巨,无愧于第一谋士之称;第二是因为他是最典型意义上的权术家,不像诸葛亮身担丞相之职,重在治国安邦,也不像周瑜承荷将帅之任,长于领兵作战。贾诩更无意于成为拥兵自重、称霸一方的军阀,他的身份永远在幕后,他不断地从某个将军深厚的帷幕后闪身而出,表面上是献计,却往往收到运筹帷幄的效果。
贾诩给人的感觉是,像一个把谋略本身当作一种美,只追求谋略才华之展示的唯美主义者:只要自己的计谋有用武之地,他并不在乎江山变色,他为李傕、郭汜出主意,也不是要真心辅佐他们。贾诩之所以在分明看出张绣没有远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于张绣帐下,仅仅是因为张绣能够对他言听计从,能使他的谋略得以施展。
东汉末年,礼教已无法维系人心,喊着忠义的人往往是举着忠义的旗号,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个人在道德失范的同时,又要面对风雨飘摇的乱世。在这个乱世,个体生命没有任何保障,军阀混战、外族劫掠、强盗横行、天灾不断,在这样一个风云变色的时代,所有的道德都要让位于生存的需要。而这些矛盾在贾诩的出生地--武威,又是尤其地尖锐突出。僻处西凉的武威,仁义礼教的道德规范本来就淡薄,与游牧民族斗争与杂处的生活体验、严峻的生存环境的考验是贾诩不会去在意那些已经变得虚伪的道德,他的谋略只是关注生存,以他和他周边的人的生存为第一义,因为没有精神束缚,他可以纵横驰骋地展现自己的谋略才华。正是在这种精神自由中,他的谋略达到了权变的极至。
贾诩是历史的一颗明星,他以时代所赋予他的性格和才华,在不自觉中摧毁了一个满目创痍的王朝体制。旧的体制不摧毁,新的个人及个人精神便不可能诞生。我们是无法简单地用道德的眼光来评价贾诩这个奇人的。他像一个在乱世中游戏人生的人。他追求权势,但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他对哪个势力都没有真正的感情,冷眼看待天下的沧桑沉浮;他把施展才华看作一种乐趣,看着事件按照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你可以说他无情,但在那个时代,贾诩有理由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和唯美主义的权谋游戏者。
贾诩,身怀奇谋,胆识过人,阅历繁复,志节深沉。他的品质里也许有着种种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但就客观效果而论,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他难辞其咎。当年陈寿撰《三国志》时,曾将贾诩与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并列立传,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满。此事见仁见智,我觉得若撇开道德威望,先注重影响世事的深度,则贾诩与二荀并列,并无不当。
虽然贾诩常以汉室忠臣自诩,也确曾有功于皇上,但他显然更热衷于放纵自己天赋的谋士才华,而较少计较千秋功名。在各路军阀此起彼伏的混战中,在汉献帝由长安到洛阳的奔命过程中,在东西二京的喋血杀伐中,我们都能看到贾诩的智慧。
董卓死后,司徒王允专权。王司徒只是一个碌碌之辈,而且不知体恤,滥开杀戒之弊,他刚刚上台就杀掉了当时的文豪蔡邕。但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毕竟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董卓手下部将李傕和郭汜,王允若本着首恶既除,协从不问的态度,则这两个手上握有兵权的家伙便会归化朝廷,如此,因讨伐董卓而起的关东诸雄不知旌麾何指,也可能权且罢兵。中国历史在步入这一章时,虽然会略嫌平淡,但于国于民,实属大幸。刚愎无用的司徒王允,对李傕、郭汜下达了追杀令。只有3000飞熊军的李傕、郭汜等本来也想认命了,他们决定解散部队,自己再分头向大西北逃亡。如果这样的话则王允虽然极为不明智,却毕竟没有种下恶果,东汉政权暂时还能迁延些时日。
贾诩恰恰在此时脱影而出发表了一下宏论,李傕、郭汜对贾诩素来敬重,便洗耳恭听。诩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迟也。”①
在曹、袁两只巨螯的钳制下,投靠袁绍还是曹操,就成了张绣迫在眉睫之事。投靠袁绍的理由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一则袁强曹弱,一则张绣于曹操有杀子之仇。于是,当袁绍主动派使者前来招降时,张绣一个没有远见的人当然侵向与投靠袁绍。贾诩此时从幕后倏然闪身曰:"替我谢谢袁本初的好意,再转达这样一句话:一个连自家兄弟袁术都不能相容的人,不可能成就大事。张将军敬谢不敏!"张绣大惊:“方今袁强曹弱;今毁书叱使,袁绍若至,当如之何?”绣曰:“吾先与操有仇,安得相容?”诩曰:“从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诏,征伐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操虽弱,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曹公王霸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焉。”绣从其言,请刘晔相见。晔盛称操德,且曰:“丞相若记旧怨,安肯使某来结好将军乎?”绣大喜,即同贾诩等赴许都投降。绣见操,拜于阶下。操忙扶起,执其手曰:“有小过失,勿记于心。”遂封绣为扬武将军,封贾诩为执金吾使。"果然,曹操竟好像完全忘记了当年与张绣结下的深仇,亲自率众出城迎接,给予张绣极高的礼遇。贾诩之所以甘冒奇险,因为他正确的认识了天下的形势,看透了曹操的内心之所想,如此高明的战略决策在三国时代凤毛麟角,贾诩不愧为三国第一谋士。
至此,贾诩的人生航道进入了另一片相对平静的海域。虽然作为曹操谋士之一,他仍不时献计供策,尤其在曹操征伐马超、韩遂的过程中,贾诩功不可没。但总体上看,他淡出江湖的意味正日益明显。对曹氏父子,贾诩本来还有可能立下奇功:曹操、曹丕先后两次讨伐东吴,都以失败告终,赤壁之战更使曹操元气大伤。贾诩都曾预睹先机,加以谏阻,只是曹操不识时务,未能采纳贾诩的建议,直接导致了军事失败,为三足鼎立创造了条件。
贾诩一直韬光养晦,轻易不发一言。晚年的贾诩尤其乖觉无比,他闭门不出,谢绝交游;为了杜绝他人猜疑,他处理儿女婚嫁之事,也力避攀附名门,这一点说明了贾文和对于权变的清楚认识,所谓功高镇主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如此,在曹操立太子的过程中,在曹丕与曹植兄弟争权的过程中,站在曹丕一边的贾诩,仍以自己四两拨千斤的谋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为五官中郎将的曹丕向贾诩请教太子争宠术时,贾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养,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就这么一番貌似不切实际的大话,竟使得曹丕从此幡然改悟,自我砥砺,终于赢得了曹操的好感。此前曹操也曾特意屏退众人,向贾诩请教立太子一事。贾诩面露难色,故意不答。
在魏文帝曹丕当政之时,功劳盖世的贾诩被委以太尉重任。然而贾诩老矣,他只仿佛一个大隐隐于朝的隐士,依旧过着恬淡的生活。世事阴阳,果报难料,这个邪恶的播种者,谋略的热衷者,最终是以一副德高望重的神情,安然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贾诩作为一个谋士真正做到了以追求完美为己任,他紧随形势发展,审时度势,经权达变,顺天行事,选择明主。在夹缝中求生而游刃有余,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经权达变,直至善终,贾诩在权变与谋略方面的造诣可谓达到了天人合一之境界。需要指出的是,陈寿由于距离三国乱世时代较近,能够感受和理解那个时代非道德化的时代精神,对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和唯美主义(两者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致的)能够以一种赞许肯定的眼光看待。而后来南朝裴松之因感受于他的时代由于与北方异族政权的对抗而重新兴起的道德主义,所以无法认可贾诩的所谓“非道德化”行为,并对荀彧等人作出自己所认为的道德化解释。而贾诩本人正是由于摆脱了道德的束缚,才获得了精神自由,并成为三国第一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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