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被捕以后，凯特尔一直在想他是如何堕入这一深渊之的。撇去其军人的外表，凯特尔从来也没有想成为一个职业军人，他曾经希望在他的出生地赫尔姆谢罗德做一名乡绅。1938年，当希特勒任命凯特尔为德国武装部队参谋总长时，与他共事的军官都大吃一惊。原因不久就变得明朗了。希特勒已经亲自承担起军事指挥权，由于他把他这么多的将军们摆布得像玩具兵一样，所以他会奚落凯特尔。希特勒喜欢说：“若起用勃洛姆堡永远也办不成事。”陆军元帅瓦尔纳-冯-勃洛姆堡是深受凯特尔敬重的前任。
有一次，凯特尔试图在希特勒面前挺直腰杆。当希特勒又一次在他的同事面前挖苦他后，他把公包猛地扔在桌上，冲了出去。在签署了声名狼藉的行政令后，他提交了辞呈，在遭到拒绝后，他考虑过自杀。但是，他一直被希特勒催眠般的力量所束缚，他又回来了。他知道有人在背后奚落他，他学会了忍气吞声。他的同事用德的双关语称他为“哈巴狗”、“奴仆”、“走狗”或“一不名的家伙”，一个永远抬不起头的玩具驴。速记员喜欢开玩笑说，他们不必记下凯特尔在会上说的第一句话，因为它们一定是希特勒刚说过的话。
一次，他向和他共事的一位军官诉说希特勒在他身上的所作所为。这个同事回想起一句古老的普鲁士格言：“如果服从带来不了荣誉，那就选择反抗。”他的朋友提醒他，别的军官都敢于无视不当的命令，并且都平安无事。他们相信写在一位德国士兵薪饷簿上的话：“不杀缴械的敌人，即使是一个党徒或一个间谍也不杀。”凯特尔答道，那些军官没有一个在希特勒直接领导下工作。
凯特尔也为这个政权付出了个人的惨重代价。在他的“报复令”和“政委令”使许多无辜死于非命的俄国前线，他的最小的儿死在战场，另一个儿失踪了，第三个儿做了俘虏，但是他对希特勒狗一样的忠诚丝毫也未减弱。7月20日那天，密谋者的炸弹奇迹般地没能炸死希特勒时，凯特尔就在那间屋里，是凯特尔一面扶着希特勒从支离破碎的建筑里出来，一面喊叫着：“我的元首，我的元首，感谢上帝你还活着。”
一名看守朝在操场上晃来晃去的犯人们喊道：“时间到了。”回到牢房后，凯特尔拿出他的起诉书的副本重新读了一遍。他感到疑惑，一名军人仅仅因为执行命令就受到惩罚，这可能吗？
31
与吉尔伯特上尉会面后，安德勒斯上校不得不作出一项决定。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医生，所有的这类人都让安德勒斯感到不舒服。至少，由于凯利的巧言善辩的魔力，使他的形象和行为有别于那类人。但是安德勒斯发现正是吉尔伯特这家伙使他最伤脑筋，吉尔伯特是那些有深度的犹太思想家的一员，他就好像要看透你的心思一样地一直看着你。最后，上校还是按照凯利的意愿，同意吉尔伯特做精神病医生的口译人员。
不久之后，凯利就带着吉尔伯特进行他的首次牢房巡视。他们进入五号牢房后，赫尔曼-戈林操着实用的英语问：“如果得到一个德国人，你知道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一个出色的人。如果有两个德国人，你会有一个联盟。三个德国人呢？你会有一场战争！”戈林猛地拍了下他的大腿，放声大笑。凯利提起他们早些时候看见过赫斯，他要求检查他的食物里是否有毒。戈林晃晃地的头说：“啊，赫斯，当元首宣布赫斯的排名紧挨在我的后面时，我愤怒了。我告诉希特勒，他怎么能让那个傻担任那个职务？元首对我说，赫尔曼，聪明一些，当你成为元首时，嗯！你可以把赫斯赶走，然后任命你自己的接班人。元首具有控制人的天才，你知道。”凯利问戈林他对希特勒自杀的看法，他的行为难道不像个懦夫吗？戈林回答，根本不是，不能想象德国的首脑住在这样的牢房里，作为一个战犯等待审判。
吉尔伯特随便问了戈林一个问题。你对自己的死有什么看法？你在乎吗？戈林冷酷地说：“有什么可害怕的，我给成千上万的人下命令，让他们奔赴战场，他们当的许多人肯定不会再回来。我作为他们的长官，在需要面对敌人的时候，为什么要畏缩呢7他发出一阵痛苦的笑声。“我知道我将被绞死，但是让我来告诉你们，五十年后他们会在全德国为我竖立雕像。公园里立大雕像，在每个德国人家庭里立小雕像。”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笑起来。“一个英国人嘛，你会得到一个白痴，两个英国人是一个俱乐部，三个英国人是一个帝国！”
那天晚上，凯利邀请吉尔伯特在纽伦堡大饭店共进晚餐。透过餐厅的窗户，他们看到路过的、脸上阴沉的纽伦堡人；孩们把脸贴在窗户上看着两个美国人狼吞虎咽地吃着牛排。凯利问吉尔伯特是否知道，他们手里有现成的心理学方面的珍贵素材。吉尔伯特答道，当然有。他本人正在利用到纳粹分的牢房的机会来研究他们。凯利指出，他们的思路完全一样。但是这里有比一部学术专著更多的东西。凯利说，他们有写一部书、一部大部头书、一部综合性名著所需的原始材料。他让吉尔伯特在每次巡访牢房后记笔记，记下每个人说的每件事。吉尔伯特没有提及他已经记录下他所能记下来的戈林的每一句话。
32
多诺万将军在远东，已经与纽伦堡失去联系有几个星期了。然而，自从多诺万回来后，杰克逊还是被他采取的方式吓了一跳。这不是单纯的权力攫取，而是多诺万身上具有的磁石般的忠诚。战略情报局的老战士看来仍然认为多诺万的想法就是命令。
10月下旬，杰克逊召集了一个由高级检察官员参加的会议。多诺万首先建议，会议的日程应优先选择第一证人和审查证人的人。杰克逊说，这个建议是完全错误的。他意识到多诺万还没有时间获悉件方法比之证人方法的优势。他让他的一个助手把最近发现的，由一名在基辅的德国医生撰写的一份件概述念给多诺万听。年轻的律师开始引用“帝国医学部”的威廉-叙佩医生的话，讲述他在基辅的一所医院的工作。叙佩写道：他的任务是用注射吗啡的办法每天消灭一百个人，这些人是“毫无用处的家伙、精神上有缺陷的人、病入膏肓者，或者诸如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这样的劣等民族”。杰克逊说，这个件就是一个实例，说明此类件可以用作罪证，比如说，证明他们犯7第四条罪，即反人类罪。多诺万应该看看来自汉斯-弗兰克的日记、罗森堡的件，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书面材料。
多诺万仍然没有被说服。他说，他已经和记者谈过这个问题，件给他们的印象是死一般的单调。如果在这间屋里的人想要让世界倾听他们，最好带一些有血有肉的证人站在证人席上。杰克逊不想因和他的一个工作人员大声争吵而影响自己的威望，他草草地结束了会议。那晚，在往外走的路上，他建议多诺万到他的住所吃饭。他有一位出色的厨师。
晚餐上他们一直边吃边谈。多诺万津津有味地吃着，他尤其喜欢哈塞尔太太的苹果派，但他只是有节制地喝了一杯白葡萄酒。饭后，他们离开餐桌，来到音乐间。多诺万评论道：“这场审判将是远比一起诉讼案复杂得多的审判。”纽伦堡将要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故事提供舞台。它们需要活生生的演员，即证人。杰克逊需要考虑审判的公共关系这一方面。杰克逊没有被说服。他的经验使他确信，件比证人更可取。件不像证人，它们不会有记忆疏漏，也不会做伪证。杰克逊称，他想要写下一部经得起评论家抨击的记录。当然，他们可以传唤少量证人。但是，以件为基本依据，他们可以用这些人自己的话来给他们定罪。多诺万突然宣称他该告辞了。
目睹着多诺万的轿车开走，杰克逊承认他或许已经疏远了这位将军。然而，他依然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杰克逊不能答应的是，他在法庭审查一名证人，就花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看来，依靠件的方法以其固有的优越性让人信心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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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距11月20日公开审判的日不到一个月，法庭成员聚集在指定的法官室里。他们坐在覆盖着一块军毯的会议桌周围，室内照明用的是一盏携带式电灯。候补法官诺曼-伯基特飘动着他的鹰钩鼻，抱怨着生活条件。由于艾雷-尼夫少校是法庭的联络官，因此，伯基特的满腔怒火就撒在他的头上。尼夫靠着墙坐着。就像他的一个同事评价的那样，他“看起来有二十岁，实际是三十岁，做起事来像四十岁的人”。伯基特的声音越来越尖锐，似乎他想要压过屋外工人发出的锤击、拉锯和喊叫声。他说，他来到纽伦堡后，发现他在施泰伦大街十号的房还没有准备好，枕头做得像铁一样硬，简直就没有想过要提供最平常的生活条件。杰弗里-劳伦斯爵士作为庭长坐在桌的顶端，极有耐心地倾听着。他转向尼夫，问少校是否能费心把诺曼爵士的不愉快的事情转述给那位负责住宿的美国先生沃内特斯上尉。
伯基特说他还没有说完呢。能否对用餐做些安排呢？大家不分级别地坐成一排，由一名美军士兵把食物盛在一个畅盘上，当然颇具民主精神，但是这却不适用于国际法庭的法官们。弗朗西斯-比德尔现在是伯基特的朋友，但他并不理会这位通常风度翩翩的英国人的牢骚，而是把注意力集在尼基钦科的口译人员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娅身上，她是一个身材小巧而又匀称的美人。虽然比德尔快十岁了，但他一看到漂亮女人就眼睛发亮。
伯基特继续说着，劳伦斯爵士的脸上闪现出一丝烦躁。他们不久就要在这间屋里秘密用餐，劳伦斯爵士解释道，餐具是基利这个小伙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瓷器。伯基特颓然坐回到他的座位上，他知道，他的激烈的长篇言辞使他显得很小气，而这些举动全是因他的抱负受挫所致。
劳伦斯爵士建议，他们或许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更紧迫的事情，特别是有必要为被告提供律师。他转向尼夫。尼夫说，大多数被告都要求前纳粹分做他们的律师。在这件事情上，他需要法庭的指导。尼基钦科的经常无动于衷的脸绷得紧紧的。漂亮的女翻译把他的冷冰冰的愤怒言辞用一种通俗的美国英语表达出来，这使比德尔着迷。尼基钦科怀疑地问，起用纳粹分做法庭官员吗？他们本身难道不应该站在被告席上吗？这种笑话实在有点糟糕。
比德尔打断了刚才的话题，从公包抽出一些件。戈林提出要基尔的一名叫奥托-斯塔马尔的律师做他的辩护人。比德尔念了诺亚克太太写给美国占领当局关于斯塔马尔的一封信。就在战争结束的五个月前，斯塔马尔向他的房东抱怨说，和他住在一块的房客诺亚克太太是一个犹太人，只是由于嫁给了一个非犹太人方得到了保护。斯塔马尔说，如果女房东不把诺亚克太太赶出去，他就决定根据“纽伦堡法”告发她。因此，诺亚克太太最终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营。比德尔念完信后，尼基钦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很清楚，这位斯塔马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纳粹分。能允许他为战犯辩护吗？比德尔说，当然可以。“伦敦宪章”开宗明义，允许被告选择他们的辩护律师。它并没有把纳粹分、**者或素食主义律师排除在做被告辩护律师这件事之外。比德尔说，关键是不能让这些人口后有任何借口声称他们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不能把纽伦堡变成一个法律上的凡尔赛，为德国人播种下满腔的仇恨。杰弗里爵士同意比德尔的观点，他们同意让纳粹分当辩护律师。
34
比德尔法官的首席助手赫伯特-韦克斯勒坐着，凝视着一个被告的起诉书。约德尔将军要求得到有关盟军战争罪行的件。的德尔已把他的上诉书交给了比德尔，比德尔又把它转交给韦克斯勒，由他起草一份答复书。约德尔的要求正是韦克斯勒当初默里-伯奈斯的计划时所担心的。约德尔说，如果我们犯了战争罪，那么你们也犯f战争罪。如果我们因战争罪受到审判，为什么你们却不受到审判？韦克斯勒非常冲动地想要看到这些人受到惩罚。自从来到德国，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他经常被噩梦所折磨。但是，他是一名出色的法学专家，法律对他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纯司法领域里，约德尔是有道理的。然而，宪章的起草者早已决定，不接受“你也一样”作为辩护理由。
韦克斯勒正在苦思冥想这个问题时，比德尔打来一个电话。约德尔将军的妻露易丝-约德尔刚刚来过司法大厦。比德尔请求道，赫伯特能否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韦克斯勒面对法律难题时总是冷静而不偏不倚，所以他并不考虑将要与之交手的是一个纳粹分的老婆。他走进一间小办公室，发现一个美军守卫和一个头戴一顶浅顶软呢帽的三十多岁的妇女，德国妇女非常喜欢戴这样的帽。她身穿一件男式大衣，一双平底鞋已经很旧了。她既不时髦也不漂亮，但是她的毫不矫饰的尊严打动了韦克斯勒。她站起身，用流利的英语自我介绍。他猜测她的年纪在三十五岁左右，足足比约德尔小二十岁。
露易丝-约德尔嫁给约德尔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她原先在德国最高统帅部做秘书，她是约德尔的前妻安妮莱斯的朋友。她照护过病入膏肓的安妮莱斯，直到1944年春安妮莱斯去世。凯利医生发觉约德尔是C牢房区最冷酷的人。但是，在露易丝看来，约德尔将军流露出一种冲动的浪漫气质。将军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在他敢于告诉任何人别的什么之前，战争已经彻底打败了。因此，他们应该尽快结婚以享受生活，哪怕是极微小的幸福。
韦克斯勒请约德尔太太坐下，他则坐在她对面的桌旁。她告诉他，她实际上是从贝希特斯加登一直走到纽伦堡的，为的是离丈夫近些，她一边说着，一边有意识地盯着她那双破损的鞋。她在一幢被摧毁了一半的建筑里找到一间屋，她和陆军元帅凯特尔的妻合住。她到这里是要尽她最大的努力营救她丈夫。她让韦克斯勒告诉她这种努力将会有什么结果。
韦克斯勒觉得他应该回报露易丝-约德尔的真诚。他问她是如何学会英语的。她答道，因为她有一位英籍祖父。韦克斯勒告诉露易丝，一个会说英语的秘书将会对她丈夫的律师帮助极大。露易丝问，约德尔找到律师没有？这是她想找他帮忙的另外一件事。慕尼黑大学的弗朗兹-埃克斯纳教授是约德尔家的一个老朋友。韦克斯勒先生能不能替她的丈夫聘请埃克斯纳教授？韦克斯勒认识埃克斯纳，这个德国人战前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时他们见过面，韦克斯勒知道他是一个刑法名家。韦克斯勒说，他会让尼夫少校设法找到埃克斯纳，而且他还要设法替约德尔太太安排一份协助她丈夫的律师的工作。她向他表示感谢，他们握了一下手后告别。
韦克斯勒回到他的办公室后，还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热情，直到他开始思考约德尔的困境。他知道约德尔面临的指控，特别是他同凯特尔一起扮演了一个把希特勒的狂暴落实为军令的角色。他还知道，他应该告诉比德尔，由于国际军事法庭关于“你也一样”条款的立场，约德尔想要了解盟军战争罪行件的要求将被拒绝。不，他不准备为一个令人钦佩的妇女做太多，他猜测，她的丈夫无论如何都要在绞刑架上结束生命。
艾雷-尼夫紧张忙碌了十天，才在这个被分成四个占领区的国家找到了那些律师。占领区的电话很少能打通的，邮件的传递时有时无，公共交通一片混乱，他所要寻找的律师通常都居住在被炮弹炸毁了的废墟。最后，给所有的被告都找到了辩护律师，他们当的近半数是纳粹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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