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之制作时代（1 / 2）

一序说

《周易》的经部与传部的构成时代及其作者，是这儿所想要讨论的问题。

自来的定说，以为《易》的基础的八卦是伏羲氏所画；由文王重为六十四卦，卦各六爻，卦与爻各系以文辞便成为《周易》的经部；《易传》的《十翼》，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的十篇，都是孔子所作的。

就这样，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成就出来的《周易》，在儒家经典中是被认为最古且最神圣的东西。

这伏羲、文王、孔子的三位一体的定说，究竟可靠不可靠，是这儿所当得先行解决的问题。

二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

伏羲画八卦之说见《系辞下传》，那儿说：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自来相信《系辞传》是孔子所作，故尔这伏羲画卦之说也就被视为天经地义，自汉以来从没有人怀疑过。但是《系辞传》的那篇论观象制器的文章是汉人所假托的。除掉这包羲氏作八卦的一件为先秦文献所未见之外，其它所说的神农、黄帝、尧、舜的制作都和历来的传说不同，而且在思想上有剽窃《淮南子·氾论训》的痕迹。顾颉刚有《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论得很透彻，八卦并非作于伏羲，是毫无疑问的。本来伏羲这个人的存在已经是出于周末学者的虚构，举凡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等，都是当时学者对于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进展的程序上所推拟出的假想人物，汉人把那些推拟来正史化了，又从而把八卦的著作权送给伏羲，那不用说完全是虚构上的一重虚构。

八卦虽不作于伏羲，但一般人以为总是很古的东西，当得是文字以前的成品。更有些人以为是由巴比伦的楔形文字转化来的。其实这些见解都只是皮相。八卦的卦形大部分是由既成的文字诱导出来的。现在我把卦形列在下边，更进而加以说明：

乾坤震艮

离坎兑巽

这八个卦形里面，坤、坎二卦的生成是最为明白的。坎所象征的是水。水字的古文作，坎卦的卦形分明是由这字拉直而横置起来所成的。“坎者陷也”，水是聚集在洼下处的坎陷的，故尔由水字所形成的这个卦，以水所常在处为名，名之曰坎。《经典释文》于坎卦“习坎”下云：“坎本亦作埳，京刘作欿。”近出《汉熹平石经》残石亦作欿，只是坎的异文，盖以臽为声兼义也。

坤字，据《经典释文》云：“本又作，坤今字也，困魂反，《说卦》云：‘顺也。’”《汉熹平石经》残石作，汉碑凡乾坤字亦均作，并未见有坤字。可见坤字是后起的。才是坤的本来面目。钱玄同疑坤字出于所谓“中古文”《易》，是刘歆所伪造，我看是很正确的。知道是坤的本字便可以知道坤卦卦形的来源。我看这分明是由川字变化出来的。川字古作，把曲画中断，横置起来便成为的卦形。因卦形脱胎于川，故坤有顺的意义，顺字本从川得声，且亦以声兼义。又因大川所系是陆地，故尔坤又用为地的象征。

是震字的省略，是兑的省略，震与兑的今字和古文相差不远，都是各各把那卦形包含着的。

乾所象征的是天是金是玉，金和玉的两个字里面都包有的卦形。就是天字也是包含着的。天，古字作，把当中的一笔竖画去掉，稍稍加以修正，便可以成为的卦形。

离所象征的是火。火字以及从火的字，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铭刻中多作，把天字省为的同样的方法应用过来便可以得到的卦形。

艮和巽颇难解释。据《说卦传》艮有门阙之象，更想到从艮声之字有限，有“门榍”的含义，大约艮的卦形是由门字省略而来。门字卜辞或作（《殷契前编》四，十六），卦形是包含在这里面的。

巽字据《说文》有、、巽的三种字形，又以为巽卦之巽的本字，而《熹平石经》则作巽。由这隶书虽可以导出的卦形，但在篆体是不可能的。又由巽所象征着的木风鸡股等的字形也无法导引出来。

以上八个卦形中有六项乃至七项，明白地可以知道是于既成文字加以某种改变或省略而成的。大约画八卦的人最初是发现了坎坤二卦，卦各三爻，爻所共通的画有—与--两种。用这两种不同的画再作别种的三爻时，连坎坤二卦共可得八种。他为这种数学的必然性所感动，便把自己的理想来依附起来，选了一系列的适当的字来作为了八卦的名号；于是八卦的成因便受了掩蔽，而它们的神秘性就呈显了出来。

由既成文字所诱导出的八卦，它们的构成时代也不能出于春秋以前。由火字所生出的离卦，或形所附会出的“离为火”的观念在利用着春秋以来的字形，已经可以明白，而殷周典籍以及古器物文字，如卜辞与金文之类，丝毫也没有表现着八卦的气味。八卦的卦形最好拿来作图案，但是青铜器的图象中尽管有不少的神秘的花样，而却没有一件是利用到了八卦上来的。宋人书中有所谓“卦象卣”，是有一个字的铭文和卦象相似，一个作（《博古》九，十六；《啸堂》三，二；《薛》三，二），又一个作（《续考古图》五，一），其实并不是卦象。张伦《内府古器评》（上卷十七）称第二器为“渊卣”，又是因为与字形近之故，然而也不好便定为字。大凡古器铭文仅有一二奇字，或如图画，或似符箓样的，都是作器者的族徽或花押，是无法认识的。

再从八卦所被依附着的思想来说，以乾坤相对立便是以天地相对立，然而以天地相对立的这种观念在春秋以前是没有的。单就金文来说，春秋以前的长篇大作的铭文很多，表现到超现实的观念上来的也很不少，但都是只有至上神的天，或者称为皇天（《大克鼎》、《毛公鼎》），称为皇天王（《宗周钟》），又称为帝（《钟》），称为上帝（《大丰簋》），称为皇帝（《师簋》），称为皇上帝（《宗周钟》），真是屡见不一见。但决不曾见过有天地对立的表现，甚至连地字也没有。便是在典籍中，凡是确实可靠的春秋以前的文献也没有天地对立的观念，并且也没有地字。《尚书》的《金縢》和《吕刑》有地字。《金縢》云：“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吕刑》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这两篇本来都是有些疑问的东西，单是有这地字的出现，也就可以知道它们至少是当得经过了后人的窜改。

总之，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而其构成时期亦不得在春秋以前。

三《周易》非文王所作

八卦既不能出于春秋以前，所谓文王把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再系以卦辞爻辞的说法，不用说完全是后人的附会。但我们为慎重起见，不妨也把这项旧说来研讨一下。

最初说文王演《易》的是司马迁。他的《报任少卿书》上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又在《史记·周本纪》上说：“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在重卦说上加了一个“盖”字，已经可以知道这只是推拟之辞，根据是很薄弱的。他所有的根据大约也不外是《易传》上的下列的两项推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同上）

作《易传》的人只是疑《周易》是文王时代作成的东西，并没有说就是文王所作。司马迁却未免太性急了，把作《易传》者的疑问都肯定了下去，而且还更进一步，定为了是文王作的。这真是未免太早计了。

其实照史实看来，文王并不是能够作出《易经》来的那样高度的文化人。在他的祖父太王的一代，周人还是穴居野处的原始民族，并没有怎样进步的文化。就是文王自己，尽管是一族的王长者，而他还亲自在看牛放马，种田打谷。

文王卑服，即康（糠）功田功。（《尚书·无逸》）

伯昌号（荷）衰（蓑），秉鞭作牧。（《楚辞·天问》）

荷蓑与卑服固是一样的寒伧，而打谷种田与看牛放马也并没有多么大的文化上的差异。以这样的一位半开化民族的酋长，要说他作出了一部《周易》，那在道理上是怎么也讲不过去的。

不过著《易传》的人疑《周易》起于殷、周之际，也多少是有些根据的，便是《易》的爻辞里，有几处明明说到了殷、周之际的故事。例如说：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济》九三）

帝乙归妹。（《泰》六五、《归妹》六五）

箕子之明夷。（《明夷》六五）

据这些故事看来，自然会以为《易》之兴是在“中古”，但作《易传》的人却看脱了好些以后的故事。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卫）迁国。（《益》六四）

包荒用憑河，不遐遗。朋亡，得尚（当）于中行。（《泰》九二）

中行独复。（《复》六四）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

这几条的“中行”，我相信就是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就前两例的“中行告公”而言，“中行”二字除讲为人名之外，不能有第二种解释。

“中行”之名初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荀林父初将中行，故有“中行”之称，《左传》宣十四年称为中行桓子，而他的子孙便以中行为氏。

《益》六四的“为依迁国”，当是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的故事。卫与郼古本一字，《吕览·慎大》“亲郼如夏”，高注云“郼读如衣”。则“为依迁国”即“为卫迁国”，盖狄人围卫时，晋人曾出师援之也。

《泰》九二的“朋亡，得尚于中行”。尚与当通。我相信就是《左传》文七年，先蔑奔秦，荀林父“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的故事。

《夬》九五的“中行无咎”，《复》六四的“中行独复”也就是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为楚所大败，归而请死时的故事。“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据这些故事看来，我们又可以断定，《周易》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由这个断定不用说是把文王重卦，文王演《易》之说更完全推翻了。在文王重卦说之外本来还有伏羲说、神农说、夏禹说，这些都是不值一辩的。又有人主张卦辞作于文王，爻辞作于周公，也同一是臆说。

周公说之发生是根据《左传》昭二年韩起的一番话：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

就这一番话看来，观书的一节完全是不可靠的。凡是《左传》上的解经的语句，如“礼也”、“非礼也”一类的文章，都是刘歆所窜加。观书的几句话直承在窜加语的“礼也”之下，而把上下文的聘与享一联的事迹插断，作伪的痕迹甚为显著。故尔这一节不仅完全不能作为周公作爻辞的证据，甚且要想拿来证明《周易》或至少是八卦在当时已经存在，都是不可能的。

四孔子与《易》并无关系

八卦既利用了春秋时代的字体，《周易》的爻辞又利用了春秋中年晋国的故事，《周易》一书无论怎样不能出于春秋中叶以前是明白如火。因而在那儿浮游着的一些伏羲、神农、夏禹、文王、周公等的鬼影便自然消灭了。剩下的就还有一位孔子。

自来的人都说是孔子赞《易》，《易传》的“十翼”通是孔子著的东西。到了康有为却以为《周易》经部的卦辞爻辞也都是孔子所作，而传部的《系辞传》称“子曰”，倒应该是孔门弟子所作。

康说较旧时的学说是更进了一步的，但可惜他的立说并没有根据。

自来使孔子和《易》发生了关系的是根据于《论语》。《论语》上有两处表明着孔子和《易》的关系：

一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二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路》）

第一项似乎是很坚确的根据，然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出“学易”二字，言“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可以知道作“易”的是《古文论语》，而《鲁论》于该句的全文是作：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汉外黄令高彪碑》有“恬虚守约，五十以学”之语，也正是根据的《鲁论》。这样一来，那第一项的根据便完全动摇了。

第二项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与《周易·恒卦》九三的爻辞相同，如认爻辞卦辞都是孔子所作，当然一人的言辞两处可以通用；但奇怪的，孔子说过不少的话，何以只共通得这一句？孔子既作了《周易》那样一部大作，何以他的嫡传如子思、孟轲之徒竟一个字也不提及？《系辞传》上诚然有好些“子曰”，但子不限于孔子，即使真是孔子，也是后来的人所假托的，就和《古文论语》把第一项的“亦”字改为“易”字一样。

孔子和《易》的关系在《庄子》书中也有几处。《天运篇》载孔子见老聃的说话，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又说“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但这是庄子的后学作的寓言，是战国末年或更后的作品。在那时孔子和《易》的关系，由儒者的附会是已经成立了的。《天下篇》里又说：

其明而在度数者，……《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诗》以道志”以下六句，当如马叙伦所说，是古时的注文，由传写误为了正文的（《庄子义证》三三卷二页）。因为上面只说“《诗》、《书》、《礼》、《乐》”，下面突然钻出了《易》和《春秋》来，在文脉上实在是通不过去的。

总之，孔子和《易》并没有关系，在孔子当时《易》的经部还没有构成，他的话被采用了，也正是一个确实的证据。

五《易》之构成时代

《易》的经部之构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关于这层，由晋太康二年所发掘的汲县的魏襄王墓的出土品，可以得到一个暗示。《晋书》卷五十一的《束皙传》上说：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案当作襄王）之二十年。……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又杜预的《左传集解·后序》上也有约略同样的记载：

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蝌蚪文字。……所纪大凡七十五卷。……《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案当作襄王）之二十年。……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由这两种的纪录看来，可以知道在魏襄王的二十年时，《易传》的“十翼”是完全没有的，《易经》是被构成了，但不仅一种，在《周易》之外还有和《周易》约略相似的《易繇阴阳卦》（杜预的《阴阳说》，疑即指此）。同样的东西有两种，正是表明那种东西还在试作时代，这由伴出品的《纪年》与《师春》也可以得到证明。

《纪年》就是《竹书纪年》，原书到后来也散佚了，现存的《竹书纪年》是由明时的人所伪托的。关于这件事情，有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两种很周到的研究成绩，用不着多说。《古本纪年》的纪事是终结于魏襄王的死前三年之二十年的，明白地是襄王时代的书籍。那么，同时出土的《周易》和《易繇阴阳卦》也当得是时代相差不远的作品。

《师春》虽被认为是《左传》的卜筮事之辑录，但在我看来，宁可认为是在刘歆编制《左传》时被割裂而利用了的一种资料。因为《师春》是关于卜筮的书，不会受到秦始皇的焚书之厄，同时也就可以想到，在汉代的秘府中必然有所蒐藏。我们试看《左传》上的卜筮事的繇辞，那里面有和现存的《周易》相合的，也有不相合的，便可以知道所使用的《易》的底本是在一种以上。《左传》的卜筮事都是的中了的预言，明明是事后所假托。其最后的事件是鲁哀公十一年，可以知道《师春》的原本一定是哀公十一年以后的成品。而且它的作伪的目的明明是在对于种种不同的《易》的底本作虚伪的证明。因此那被伪证了的种种不同的《易》的底本也可以明白地推定是出于哀公十一年以后，即春秋以后。

由以上的推论，可知汲冢所出的《周易》及《易繇阴阳卦》，都是孔子以后，即战国初年的东西。《易繇阴阳卦》，又有《归藏易》的名称。《隋书·经籍志》上说：“《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但晋的《中经》所著录的都是汲冢的出品。《晋书·荀勗传》上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勗撰述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据此可以知道所谓《归藏易》不外是由荀勗对于《易繇阴阳卦》所赋与的拟名。原来《归藏》之名仅见于《周礼》的春官太卜，与《连山》、《周易》共合为所谓“《三易》”，但《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连山》和《归藏》的著录，我疑是和《周礼》一样乃刘歆所伪托的东西，不过那伪托品没有流传便化为了乌有。荀勗得到了《易繇阴阳卦》，便任意把它拟定为《归藏》罢了。他这所拟定的名称也没有为他的同时代人所公认，且看束皙和杜预都别立名目便可以明白。由荀勗所拟定的《归藏》，到宋以后又散佚了。只是被引用于宋以前的著述的佚文由马国翰所辑录了起来，收在了他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里面。由那佚文看来，最令人注目的是那南方色彩的浓厚。例如在同是南方系统的书籍《山海经》的注中，由郭璞所屡屡引用的《归藏·郑母经》的佚文里面便有下列的故事：

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吉。（《海外西经》注）

昔者羿善射，毕十日，果毕之。（《海外东经》注）

又如《归藏·启筮》的佚文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