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主字疑是生字之误），职出入以为晦明。（《大荒南经》注）
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同上）
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谓《九歌》。（《大荒西经》注）
不（乃）得《窃辩》与《九歌》以国于下。（同上）
（《窃辩》疑是《加辩》之误，《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之语，《驾辩》即《加辩》，亦即《九辩》也。《离骚》“启《九辩》与《九歌》”。）
象这些故事或传说，和《楚辞》特别和《天问篇》，是共通着的。在《周易》里面这种的色彩虽然多被洗掉了，但也并未全然消灭。例如最初的乾卦的关于龙的观念，特别是九五爻的“飞龙在天”的那种着想，依然是南方系统的东西。乘龙御天的那种浪漫的空想，除掉《楚辞》与《庄子》之外，在北方系统的著述中是没有看见过的。
《周易》的爻辞里面，如上文所述有利用春秋中叶的晋事的痕迹，在着想上又多带着南方的色彩，且与南方色彩更加浓厚的《易繇阴阳卦》复同出于魏襄王墓。关于这两种《易》的生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明确的判断，便是《易繇阴阳卦》当是南方的人著的，而《周易》则可以有两种的推想。第一种是著了《易繇阴阳卦》的同一的南人到了魏，为迎合北方人的趣味起见，又另外著了一部繇辞不同的《周易》来。第二种是北方的魏、晋人模仿着《易繇阴阳卦》而自行著出了一部作品。但这两种的推想，由向来所有的《易》学传授的系统看来，是以第一种为近乎事实的。
六《易》之作者当是臂子弓
据汉人的记载，关于《易》学的传统有两种。一种出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淄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另一种出于《汉书·儒林传》：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
两者大抵是相同的，只有第三世和第四世是互相更易了。我看《史记》是较为可信的。《史记》不用说是出于《汉书》之前，而由两者所举出的人名看来，《史记》是字上名下的古式，《汉书》是字下名上的新式，单据这层两种资料的时代性也就是判然了的。但是《史记》的臂子弘应该是经过后人的窜改。我想那原文当是“（姓）子弘（字）臂（名）”，因为后来录书的人不知道古代的人名有新旧两种的表现方式，妄根据了《汉书》来把它更改了。弘字应该是肱字的笔误，肱与臂，一字一名，义正相应。弓是肱的假借字。《左传》和《谷梁》的邾黑肱，《公羊》作黑弓，是同一例证。
照这两种传授系统看来，晋人或魏人是于《易》学的传统上没有关系的。因此《周易》与其认为魏、晋人的摹仿作，宁该认为是由《易繇阴阳卦》的作者迎合北人而改作了的成品。问题倒是著出了这两种《易》的南人究竟是谁？由种种的推论上看来，我觉得这位作者就是楚人的臂子弓，这是我在这儿要提示出的一个主要的断案。
子弓的名字又见《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在那儿荀子极端地称赞他，把他认为是孔子以后的唯一的圣人。
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
荀子本来是在秦以前论到《周易》的唯一的一个儒者，他把同时代的一切学派的代表，尤其是同出于儒家的子思、孟轲，都一概摈斥了，特别把子弓提起来和孔子一道并论，而加以那样超级的赞辞，可知这位子弓决不会是通泛的人物。子弓自然就是臂子弓；有人说是仲弓，那是错误了的。但臂子弓如果只是第三代的一位传《易》者，那他值不得受荀子那样超级的称赞。所以在以上种种推定之外，在这儿更可以得到一个坚确的证据，使我们相信子弓定然是《易》的创作者。子弓生于楚，游学于北方，曾为商瞿的弟子，孔子的再传弟子。这些当然是事实，但是《易》的传统更由他突出而上溯到了商瞿和孔子，那一定是他的后学们所闹出来的玩意。因为孔子是儒家的总本山，凡他的徒子徒孙有所述作都好象是渊源于那儿，而子弓作《易》的事迹也就被湮没了。
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而且那种思想的来源明白地是受着了老子和孔子的影响的。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他认定了宇宙中有这种相反相成的两种对立的性质。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认定了宇宙只是变化的过程。但到了《易》的作者来，他把阴阳二性的相生相克认为是变化之所以发生的宇宙的根本原理，他是完全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综合了。由时代与生地看来，这项思想上演进的过程，对于子弓之为作《易》者的认定是最为适应的。子弓大约是和子思同时，比墨子稍后。那时的南方人多游学于北方，如《孟子》上所说的“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可以说便是他的同志。但子弓怀抱着那种划时代的思想，却为卜筮和神秘的氛围气所囿，不待说是时代的束缚使然，我想也怕是由于他所固有的独特的个性吧。我们如想到两千年后的德国的大哲学家莱普涅慈发明了与《易》卦的道理相同的所谓“二元算数”，后来得见了邵康节的《先天易图》而狂喜的神情，对于这作《易》者的矛盾性我们是容易了解的。
七《易传》之构成时代
《周易》既作于臂子弓，那么《易传》的“十翼”不作于孔子，是不待论的。现存的“十翼”是《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但是《说卦传》以下的三篇据《论衡》与《隋书》的记载是出于汉宣帝时。
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论衡·正说》）
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隋书·经籍志》）
《论衡》所说的“一篇”《隋书》说为“三篇”，好象不相符，其实只是证明《说卦》、《序卦》、《杂卦》的三种在初本是合成一组，后来分成了三下罢了。这样一说来，好象“十翼”的名称要到汉宣帝时才有，但事实上不是那样。《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汉初施、孟、梁丘三家的《易经》已经都是“十二篇”，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因为“十翼”的分法，古时有种种的不同。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的第六论《夫子十翼》上说：
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
据此可以知道，现存本的“十翼”只是郑玄一派的分法，其他还有“多家”的分法可惜已经不可考了，但有费直的一种似乎还可以踪迹。《汉书·儒林传》上说：
费直……治《易》……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
在《系辞》之下系了“十篇”两个字，如照着那样讲来，便是费氏《易传》是超过了“十翼”之数。但我想那“十篇”应该是“七篇”的错误。汉人写七字作，十字作，只以横直二划的长短来分别，是很容易错误的。《系辞传》现存本虽然分成上下篇，但那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要分成七篇也没有什么不可。我想费氏的“十翼”一定是以《彖》、《象》、《文言》各为一篇，与七篇的《系辞传》相合而为十的。
总之现存的“十翼”中，《说卦传》以下的三篇是出现于西汉的中叶，汉初时所未有。不过这三篇也不必便如近人所怀疑的那样，是汉人所伪托。据《束皙传》，汲冢的出土品中已有“似《说卦》而异”的《卦下易经》一篇，那么在战国初年，便是臂子弓把《易》作成而加以传授的时候，一定是有过一些说明自己的假定与理念的一种《传》样的东西。《卦下易经》怕也就是他著的。那么《说卦传》以下的三篇或者就是《卦下易经》的别一种的纪录，如象墨家三派所纪录的他们的先师的学说各有一篇而内容多少不同的一样。我相信《说卦传》以下三篇应该是秦以前的作品。但是《彖》、《象》、《系辞》、《文言》，却不能出于秦前。大抵《彖》、《系辞》、《文言》三种是荀子的门徒在秦的统治期间所写出来的东西。《象》是在《彖》之后，由别一派的人所写出来的。
关于《象传》，有近人李镜池的《易传探源》比较论得详细。他的结论是：《象传》多有摹仿《彖传》的地方，有时两者的见解又全相背驰；作者大约是齐鲁间的儒者，时代大约是在秦汉之际。对于他的结论，我是全表同意的。因为《彖传》本是秦时的东西。那么摹仿它的《象传》自然是当得在秦、汉之际了。《象传》全体显明地带着北方的色彩，而且明白地受着《论语》的影响的地方很多，作者认为是齐、鲁间的儒者也是不会错的。故尔在这儿关于《象传》不必多费唇舌，我只把《彖传》、《系辞传》、《文言传》三种来加以研讨。
八《彖传》与荀子之比较
上面已经说过荀子是先秦儒家中论到《周易》上来的唯一的人，现存的《荀子》书中引用《易经》的话有两处。
一《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非相》）
二《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大略》）
一是今《坤卦》六四的爻辞，二是《小畜》初九的爻辞，都和现存的《周易》没有出入。还有一处是论到《咸卦》的，不仅和《彖传》的理论大同小异，而且连用语都有完全相同的地方。现在我把两项文字并列在下边。
《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荀子·大略》）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悦），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彖下传》）
两者之相类似是很明显的。假如荀子是引用了《易传》，应该要标明出它的来源。《荀子》书中引用他书的地方极多，都是标明了出处的，而关于《咸卦》的这一段议论却全然是作为自己的学说而叙述着，以荀子那样富于独创性的人，我们可以断定他的话决不会是出于《易传》之剽窃。而且《易传》显明地是把荀子的说话展开了，它把他的见解由君臣父子的人伦问题扩展到了天地万物的宇宙观上去了。无论怎么看，都是荀子的说话在先，而《易传》在后。
再者，在《咸卦》中看见夫妇的说法须得有《说卦传》中所揭出的假设以为前提。据《说卦传》上所说，兑是少女，艮为少男，少男与少女相合自然便呈夫妇之象。而卦位是艮下兑上，故尔又生出了“男下女”的说法。由此看来，可以知道《说卦传》里面所有的各种假设是先秦时代的东西。荀子根据了那些假设以解释《易》理，《彖传》又是把荀子的说法敷衍夸大了的。
九《系辞传》的思想系统
《系辞传》，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也明明受了荀子的影响，从思想系统上可以见到它们的关系。本来中国的天道思想是发足于殷、周时代的人格神的上帝。到了春秋末叶有老子出现，把一种超绝乎感官的实质的本体名叫“道”的东西来代替了人格神。他的后辈孔子也同样抛弃了人格神的观念，但于老子的“道”的观念也没有表示接受，他是把自然中的变化以及变化所遵循的理法神圣化了。他之所谓天不外是理法。到了墨子，又把人格神的观念复活了起来。由是战国时代思想上的分野便形成了儒道墨三派鼎立的形势。单由儒家来说，在孔子以后，关于天的思想也还有种种的变迁。子思、孟子把本体的名目定为“诚”，或者素朴地称为“浩然之气”，已经不少地带着了道家的倾向，但不肯率直地采用老子的“道”的名目。直到荀子却毫不踌蹰地采用起“道”的这个术语来了。
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哀公》）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天论》）
这些“道”字决不是儒家所惯用的道术的意义，显明地是道家所惯用的本体的名目。不过荀子的道体观和老子学派的依然是两样。他把“道”完全看成一种观念体，“道”便是宇宙中的有秩序的变化，也就是所谓天，所谓神。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天论》）
这一节文字可以说是他的天论的精髓，同时也就是他的道体观的全面。他是把神、天、道当成一体，看成为自然中所有的秩序井然的变化。自此以往的更深一层的穿凿是为他所摈弃的。
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
知道了这层再来反顾《系辞传》，荀子学派的风貌便明白地显露了出来。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传》）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同上）
不仅在使用着本体的意义的“道”，而且道即是易，易即是神的概念，也完全是荀子思想的复写。本来“易”这个字据《说文》说来是蜥蜴的象形文，大约就是所谓石龙子。石龙子是善于变化的，故尔借了易字来作为了变化之象征。最初把易即变化认为宇宙之第一原理的，自然是承继了孔子思想的《易》之作者臂子弓，然而把道家的术语输入了的却是始于荀子。故尔写出了这些《系辞传》的人们必然是荀子的后学。而且他们也和荀子一样，在变化以上是不再去对于天道作更深的穿凿的。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系辞下传》）
十《文言传》与《彖传》之一致
《文言传》不成于一人之手，早已由宋的欧阳修揭破了。但其中有一部分和《彖传》确是出于同一作者的东西。现在且把两者所共通的地方并列在下边：
《彖上传》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文言传》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不仅着想相同，连用语也多一致。这个现象与其解释为某一边的抄袭，宁当解释为由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所写出的东西，或则是同一个人的学说由不同的人所笔记下来的。
特别当注意的是两者所共通的“时乘六龙以御天”的一句。古代的车乘，就是殷代末期的帝王都只是驾着二马的。到了周人添成为四匹。驾用六匹，旧说以为是秦制，但在战国末年也早就有了，《荀子·劝学篇》的“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便是证据。“时乘六龙”是由六马的车驾所得来的联想，这表示着了《彖传》和《文言传》一部分的作者的时代。而“乘龙以御天”是南方系统的着想，却又表示了作者的国别。
十一《易传》多出自荀门
以上由思想的系统与表现之一致见到了《彖传》与《系辞传》、《文言传》之一部分是明显地受着了荀子的影响，而且三者的着想多带南方的色彩，可以见得那些文字的作者们一定是楚国的荀子门徒。
荀子本是赵人，仕于楚而终竟是在楚的兰陵客死了的。刘向的《荀子叙录》上说：
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即荀子）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
荀子的生前和死后，对于兰陵人所加被的感化，可以见得是怎样的普遍而深刻。
秦始皇的二十六年兼并六国的时候，大约荀子是还存在的。秦始皇的三十四年听从了他的弟子李斯的建议，焚毁《诗》、《书》、百家的著作，并且以严刑禁止挟书。第二年又有了坑儒的惨祸。在那样的统治学术思想的高压政策之下，春秋、战国以来的盛极一时的学者，特别是受着荀子影响的“善为学”的兰陵人，究竟往哪儿走呢？秦人焚书，对于几种书籍是视为例外的，便是关于“医药、卜筮、种树”的那些书。这儿不正好是那些学者们的安全瓣吗？《易经》本是关于卜筮的书，学者们要趋向到这儿来，正是理所当然的事。大部分的《易传》之所以产生，而且多产生于受了荀子的感化的楚人之手，我相信是由于有这样的机缘。
国灭以后把秦人怨恨得最深刻的要算是楚人。楚人有句谚语，是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见得楚人是始终想图报复，而和秦人反抗的。秦始皇帝兼并了天下以后，他自己号称为“始皇帝”，在那时有过一道诏书说明他的这种称号的用意。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种万世一系的期望所包含着的思想是万事万物都恒定不变。这不用说是秦人的统治思想。但这种思想在和秦人反对的楚人，自然是要反对的。想到了这层便可以知道为什么楚国的学者要多多趋向到《易》理的阐发上来。《易经》是注重变化的，这和当时的统治思想正相对抗。那种叛逆的思想自然是不能够自由发表的，而楚人却借了卜筮书的《易》来表示，令人不能不感叹到那些楚人要算是些巧妙的石龙子。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可注意的，是《荀子》书中最后一篇的《尧问篇》之最后的一节。那是荀子的门人所著的荀子的赞辞。那儿极力的称赞荀子，以为“孔子弗过”。但不幸的是“迫于乱世，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所以便不得不“蒙佯狂之色，视（示）天下以愚”。由那一段文字看来，可以知道当时的荀子自身和他的门徒们，是怎样的岌岌乎其危。那些门徒要来讲究卜筮，或许也就是“蒙佯狂之色，示天下以愚”的手段吧。
总之，《易传》中有大部分是秦时代的荀子的门徒们楚国的人所著的。著书的时期当得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以后。
十二余论
由以上所述，《周易》经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算给予了一个通盘的检定。经部作于战国初年的楚人臂子弓，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子弓把种种的资料利用了来作为《周易》的卦辞和爻辞，资料的时代本不一致，但所被利用的殷、周时代的繇辞特别多，故尔对于那著作全体蒙上了一层原始的色彩。后世的人把《周易》当成一部很古的著作看，便是由于受了这种色彩的蒙混。
子弓之作《周易》，自然是具现了他自己的思想，同时他一定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存心要提供出一种新式的卜筮方法。他的思想可取，卜筮是他的迷信。
作《易传》的人是无法决定的，但那些作者和子弓不同的地方是存心来利用卜筮以掩蔽自己的思想的色彩。我们知道了作者们的这番苦心时，我们研究《易传》，应该抛撇了那卜筮的部分，而专挹取它的思想的精华。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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