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1 / 1）

(一)私塾:

是指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且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二千余年延绵不衰。

(二)私学: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起着剧烈的变化。周代的分封制、奴隶制，正走向崩溃，更为先进的封建制度已逐渐形成,

实行分封制的周室，(注:所谓分封制是指受封的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诸侯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治理诸侯国，保卫国家。同时，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卿大夫和士也要向上一级承担作战等义务。这样层层分封下去，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随着不断地有功封赏，周室的土地越封越少，受封的诸侯则数量越来越多，诸侯彼此之封疆犬牙交错，随之而来的磨擦、冲突四起，在利欲的驱使下，势力大的诸侯不断吞并小国，开始逐渐称霸于世。而天下共主的周室，却无力约束诸侯争霸，威信大失的周室，从此日趋衰落、一蹶不振，再也不能号令天下。

审时度势的时人，眼见周室已不可为，便自谋出路，于是抛弃周室去投奔各诸侯国，而各诸侯国又需要有文化知识、各有所长的士人来为他们效力,甚至各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也需要士人为他们效力,天长日久便出现了"士"阶层。各诸侯国和卿大夫都争相养士，对士的培养也就成为当时迫切的需求。在这些条件下，私学便应运而生。

适时的教育制度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其中私学办得最为成功的莫过于孔子，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儒家创始人孔子自开办私学之后，一再宣讲克己复礼，孔子要“复”的礼，不是夏、商、周三代所有的礼，仅只是周礼而已。

春秋、战国这个时期还有其他的学派，其侧重不同、学问各有千秋，亦代表着不同阶层利益的诉求。太史公对此提出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共计六家。《汉书·艺文志》则是说有十家：儒家出于司徒之官，管教化。道家出于史官，记载成败存亡祸福的道理，讲求清虚自守,卑弱自持。阴阳家出于掌天地四时之官,讲求天文气象，敬授民时。法家出于理官，注重赏罚。名家出于礼官，注重名位礼数。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贵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尚同。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主张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杂家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家出于稗官,相信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话。

以上各家学派都建有私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孔丘创立的儒家学派，宣扬“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注重孝悌、仁义、中庸等道德教育。法家讲变法、耕战、积极进取、实行法治。墨家提倡尚贤废私，舍己为人，抑强扶弱，注重科学技术。墨家曾在一时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在当时颇有势力。道家提倡消极隐遁的人生观，反对学知识，对统治者抱有反感，憧憬着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

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中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基本上已建立了土地私有的封建制度，在七国争雄的统一战争中,“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的声价越来越高,养士的风气有加无已，私学更加盛行。“从师”之风盛极一时，如孟轲“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田骈在齐，“资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许行是一个比较小的农家学派，也有徒数十人。据孟子说，当时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可见他们的徒众是很多的。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赵襄子在一天之内举了两个中牟的贤士为“中大夫”，因此中牟有一半人把田宅卖了去学习文学，打算做官。于是私学更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学派互相批评，互相影响，同时在同一学派中又互相争辩，形成支流。如儒家有思孟派和荀况派。前者成为儒家正宗，后者则产生了后期法家，影响都很大。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食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自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当时的统治者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字通,汉朝第7位皇帝)颇为青睐。而董仲舒的儒术，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乃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它维护的是封建统治秩序，并且神化了专制王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使得儒家独大，其学说则影响了华夏二千余年。

(三)经学:

汉武帝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太学里所立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仍可由私人传授。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争取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有的贯通古文今文的经学,而被称为“通儒”,如马融、郑玄就是当时著名的“通儒”，他们的私学中的学生达到上千人。汉代经学既重“师法”，又重“家法”，太学专经博士，必须严加遵守,否则就不能被选充博士,或即使当上了博士，一经发现，也有被撤换的可能。例如西汉太学博士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因改师法就很久不准进太学当博士。又如东汉张玄被拜为“颜氏公羊春秋”博士，因他不守家法，兼讲“严氏公羊春秋”，经学生告发他学问不专，光武帝不得不撤换他的博士职。这种“师法”、"家法"的学风，皆由私学培养而成。孔子将春秋传之子夏,子夏传给公羊高,是为“公羊春秋”，数传至胡母生、董仲舒，又数传至眭孟，孟传之严彭祖和颜安乐而成为两家。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所以汉代是经学的极盛时代，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大师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有的可以及门受业。而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私家传授经学的，主要是古文学派，讲求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

(四)玄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士族制度，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复杂，天下分裂，国主屡迁。自东汉末已经开端的趋向老、庄之风至魏晋而日盛，300余年间成为“清谈”或“玄学”。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放弃儒学，他们的“玄学”实际上是“儒”“道”兼综的“新学”。他们用玄学的观点注解儒经，如何晏作《道德论》和《论语集解》，王弼著《周易注》和《老子注》。西晋“竹林七贤”（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极力提倡老、庄,而尤重庄子。南朝梁时,称老、庄、周易为“三玄”。玄学也促进了佛、道的发展。东晋僧徒支遁、慧远最负盛名。慧远不但精通玄学，并擅长儒学，企图以佛学来融合儒、玄，在庐山30多年聚徒讲学，使佛教有很大的发展。在儒、道、佛三家的斗争中，佛教哲学逐渐汉化，佛教发达对中国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佛经的“义疏之学”、禅林、精舍的讲学形式，以及寺院的戒规等，对于儒家的经学义疏、对于儒家在景色秀丽的山林中建立精舍讲学以及后来书院制度的产生，可能都有启发和促进作用。儒学与道、佛既斗争又融合，魏晋经学与汉学的注重章句训诂变为注重义理，开辟了宋代“理学”发生和发展的道路。

(五)佛学:

唐代佛教极盛，每一个寺庙实即一个佛教学校。贞观时的玄奘法师,高宗时的义净法师,对于佛经都很有研究,他们把佛学传给门徒。其他著名禅师也进行佛教教学活动。例如怀让禅师的高足弟子道一禅师向其师学习十年,自成一派,“四方学者云集座下”。禅法之盛,始于这两位大师。道一号马祖,弟子139人，各为一方宗主。佛寺有讲堂和宿舍,制定了“法规”，也讲究注疏工作，讲求问答和讨论的教学方法。唐代佛教产生了天台宗、唯识宗、禅宗、华严宗等宗派，对佛教哲学进行独立发挥，对宋明理学和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注:本文中的私塾等名词定义，引自互联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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